寺院本是清修之地，可这年夏末的一个夜晚，关中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境内的般若寺，却显得有些忙碌和不同往常。般若寺是一座尼寺，在重檐复宇的三进大殿背后，有一排僻静素雅的尼众禅房。若是平日此时，尼众们肯定都已熄灯就寝了，因为次日还得早早起床做早课。可这天晚上，禅房里却灯火通明，只见一群官宦人家的婢女和六七个女尼正忙里忙外，进进出出，脸上无一例外地带着紧张的表情。

其实也无怪乎她们紧张，因为一向庄严清净的这座般若寺，此刻却变成了临时产房，准备给一位即将临盆的贵妇接生。从禅房紧掩的窗户中，不时传出产妇剧痛之下的呻吟，那令人揪心的声音一下一下敲击着尼众的耳膜，仿佛是在告诉她们：出家纵有万般清苦，但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躲过每个俗世妇人必经的这一劫。

产妇的呻吟很快就转成急促而干哑的嘶喊，显示出那个即将投奔人间的小生命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约摸半炷香的工夫后，产妇的嘶喊在最后的爆发中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初生婴儿异常嘹亮的第一声啼哭。

这个婴儿就是杨坚。

他出生的这一天，是西魏大统七年阴历六月十三，时当公元541年。

这一年，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宇文泰与东魏的实际统治者高欢还在进行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多年来，这对你死我活的冤家你来我往、缠斗不休，大大小小数十百战，都想把对方一口吞掉，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谁也奈何不了谁。

这一年，南朝的梁武帝萧衍还在佛教信仰的世界里痴迷不返，屡屡把身为皇帝的职责抛诸脑后。十几年来，他不近女色，诵经茹素，还先后“舍身出家”两次（不久还将陆续出家两次），每次都把大臣们搞得六神无主，最后只好捐出巨资将他赎回，可他却浑然忘我，乐此不疲，誓将这场“皇帝菩萨”的出家秀进行到底。

这一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正在雄心勃勃地进行着针对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战争，试图重新统一罗马帝国。可就在他的梦想刚刚展开之际，属地埃及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疫情迅速蔓延到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席卷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地区，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其中仅君士坦丁堡就死亡80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1/3以上。长期肆虐的大瘟疫使得东罗马的劳动力和兵力锐减，继而引发饥荒和政治动乱，从而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重建罗马帝国的雄心。

这一年，已然在分裂和动乱中生活了三百多年（自东汉灭亡算起）的中国人，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对於无休无止的战争和恍如轮转的政权更迭，似乎早已见怪不怪，甚至习惯到了麻木的程度。作为普通老百姓，不管明天的城头又要变换哪一杆大王旗，只要还有一亩三分地可以种，只要老婆孩子还有一口饭吃，这日子就可以照旧过下去，无所谓痛苦和伤感，也没什么追求和祈盼。

所以，大统七年这个燠热难当的夏夜，在关中一隅的某座寺庙里，诞生了某个哭声嘹亮的婴儿，对於这个扰攘纷乱的世界来说，实在构不成任何意义。换言之，杨坚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哭喊，除了惹来附近村落的几声犬吠，骚扰了个把村民的夜半好梦，影响了寺中尼众的次日早课之外，恐怕就真的没什么了。假如这时候有人说，若干年后，这个男婴将终结三百多年的乱世，缔造一个统一的帝国，并且带给芸芸众生传说中的太平盛世，人们肯定都会当成笑话来听。

不过，般若寺中一位法名智迁的女尼并不认为这是笑话。恰恰相反，自打杨坚呱呱落地的这一刻起，她的目光就被襁褓中的婴儿牢牢吸引住了，同时心里不断响起一个神谕般的声音——这孩子定非凡人，日后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

所以，当杨坚的母亲吕氏从产后的短暂晕厥中幽幽醒转时，就听见智迁尼师用一种毋庸置疑的口吻告诉她：“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於俗间处之。”（《隋书·高祖纪》）也就是说，这孩子大有来头，不能跟普通的孩子一样在俗世中养育。

据说，这位智迁尼师从小出家，戒行精严，尤其擅长禅观，也就是能在深入的禅定状态下观照宇宙世间的万事万物，因而“时言吉凶成败事，莫不奇验”。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现在，尼师对刚刚出生的这个孩子如此另眼相看，实在是让吕氏惊喜莫名。所以，她没有过多犹豫就答应了智迁的要求——把孩子交给她抚养。

后来，杨坚刚刚满月，就被智迁尼师从吕氏身边抱走了。智迁将杨坚“舍於别馆，躬自抚养”，给他起了一个佛教法名“那罗延”（梵语，意为金刚力士），从此独自承担起杨坚的启蒙教育工作，并一直把他培养到了十二岁。

在完全佛教化的教育环境中，杨坚的精神成长自然与世俗之人大异其趣。从懂事的时候起，智迁尼师就反覆告诉他：你不是凡人，而是护法金刚转世，今生必当成就一番济世安民、弘法利生的伟业。她对杨坚说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不啻於是对未来中国佛教的准确预言：“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日后，北周武帝宇文邕果然大举灭佛，“融佛焚经，驱僧破塔”，而登基后的杨坚则大兴佛法，曾先后两次在天下各州兴建舍利佛塔达八十三处，而中国佛教也正是在隋朝至初唐之际臻於极盛。

智迁给予杨坚的特殊教育，无疑在他幼小的心灵刻下了永难磨灭的烙印，并且赋予了他宏大高远的志向和抱负。多年以后，已然君临天下的杨坚每每回忆起这位非同寻常的女性，总会怀着无比敬仰和感激的心情，亲切地称她为“阿闍黎”（梵语，意为导师），并命史官为智迁立传，命画师将她与自己画一张合像，然后颁发天下，让大隋帝国的万千臣民顶礼膜拜。

尽管杨坚的母亲吕氏笃信佛教，也非常信任这位德高望重的智迁尼师，但孩子出生不久便被抱走，感觉就像被剥夺了抚养权一样，心里难免有些酸楚和失落。当然，吕氏还是拥有“探视权”的。智迁不辞辛劳地把杨坚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亲自抚养，并不是为了隔绝她们的母子亲情，而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最严格、也是最高质量的早期教育。

吕氏自然深知这一点。可饶是如此，每次去看望孩子，心里还是充满了难言的酸涩，每回离开更是恋恋不舍。直到有一天，吕氏无意中目睹了令她万分惊愕的一幕，才真正体会到——智迁将孩子“舍於别馆”的做法，是一种多么明智且用心良苦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