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杨广为什么要营建东京洛阳，并使其取代长安成为隋帝国新的政治中心。
关於这个问题，《资治通鉴》给出的答案是：杨广听信了术士之言和民间流传的谶语。
据《资治通鉴》记载，杨广刚登基不久，术士章仇太翼便向他进言：“陛下的命属木，而雍州（京畿长安）地处破木之冲，不宜久居；且谶语有言：‘重建洛阳，恢复晋朝之天下’！”据说此言立刻打动了杨广，於是他几天后便下诏营建东京。
然而，作为御极之初第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杨广耗费无数人、财、物力重建一个新洛阳，难道仅仅是因为章仇太翼的一句话吗？
答案是否定的。
前文已述，隋文帝在位期间，虽然在疆域上实现了天下一统，但是北方与南方事实上仍然是貌合神离。毕竟南北两地已经分裂隔绝了三百年，历史刻下的伤口虽然已经停止了流血，但是横亘在它们之间的那道无形而巨大的裂痕，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被表面的统一所弥合。这种裂痕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各个方面，严重削弱了一个统一国家所应具有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而京师长安则地处帝国的西北一隅，“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一旦山东（崤山以东）或江南地区发生叛乱，等到中央得到消息作出反应时，不但已经贻误了战机，而且地方上很可能已经遭到破坏。
所以，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结合部的洛阳营建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一隅迁移到中原地区，就是势在必行之举，更是隋帝国的长治久安之计。一旦迁都洛阳，则“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不但在政治上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南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融也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职是之故，杨广才会在营建东京的诏书中称：“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於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隋书·炀帝纪》）这段话的意思是：“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区为创业之地，日复一日，直至於今。由於长久思虑挂念此事，所以一讲起来就令人激动哽咽！朕敬承大宝、君临万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却，一心奉行先帝之志！”说迁都洛阳是杨坚的遗志，固然不足为凭，但我们起码可以从杨广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点，那就是——营建东京、迁都洛阳是他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一个政治构想和战略决策，绝非听信术士之言的结果，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
而“开凿大运河”与“迁都洛阳”一样，也是杨广包罗宏富的战略构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有机部分。
继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后，杨广又於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下令开凿“永济渠”。这第二期工程同样征发了河北诸郡的一百多万民工，先疏浚沁水下游，使之与黄河灌通，再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北上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大运河的第三期工程“江南河”又破土动工。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至此，这条全长二千五百多公里的大运河，终於完整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对杨广来讲，这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创举，也是一件震古铄今的杰作。
可是，对数百万承担开凿工作的民工而言，这却是一条榨干他们血汗、甚至剥夺了他们生命的血泪河，是一根吸尽大江南北民脂民膏的吸血管。
对隋帝国而言，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经济大动脉，一条弥合历史裂痕的文化纽带，一条造福后人、利益万世的黄金水道。
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既是让人惊叹的历史奇迹、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隋炀帝逆天虐民、施行暴政的一个有力证据和直观说明……大运河似乎什么都是，可它似乎什么也不是。
如果我们执意要追问：大运河到底是什么？杨广开辟大运河到底是功是过？那么，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大运河确实是关乎当时社稷民生的一项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加上隋文帝时期开辟的“广通渠”，地垮南北，横贯东西，沟通了渭水、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流域的航运。其全线开通之后，“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旧唐书·李积传》），极大地便利了民众往来、商业流通和国家漕运，推动了南方地区的城市开发，繁荣了社会经济，同时促进了南北两地的文化融合。唐人皮日休在《汴河铭》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然而，无庸讳言，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百万民工的累累白骨之上的。大运河的三期工程，包括营建东京的工程，所征调的数百万民工全部是无偿劳动，男丁不够就征发妇女充役。面对官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劳役，百姓们被迫放弃田间生产，背井离乡，抛家弃子，奔赴到千里之外的工地上。而杨广对工程完工的期限又定得很紧。各级官吏为了自己的政绩，就必须如期、甚至提前完成责任内的工程量。所以他们往往不顾民工死活，调动一切手段迫使他们长时间、超负荷地工作。如果民工们忍受不了这种劳动强度，等待他们的只有鞭子和拳脚。
体能的严重透支，伙食和工作条件的恶劣，医疗和劳保措施的缺位，共同导致了大量民工的死亡。一群又一群汗尽血干的民工，就这么倒在了自己挖掘的沟渠内。据《资治通鉴》称：“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十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相望於道。”《隋书·食货志》称：“僵仆而毙者十四五”。
唐朝的皮日休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皮日休是矛盾的。
明朝的於慎行说，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於慎行也是矛盾的。
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隋炀帝开辟的大运河，都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乃至全世界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而秦始皇与隋炀帝也无一例外地成了“暴君”与“独夫”的代名词。
“隋朝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约早八个世纪的秦朝一样。两者都在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然后，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公路和开挖运河，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扩大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穷极民力财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的运河系统的主要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但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此项工程的发起者隋炀帝虽使他的朝代缩短了许多年，但给子孙万代却带来莫大的好处。他虽实行暴政，但其统治将被认为具有不朽的功绩。”（斯塔夫里阿诺斯《中国通史》）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两大暴政，却催生了后人眼中的两大文明瑰宝。当时使用的手段越是残忍，付出的代价越是高昂，所催生的文明瑰宝就越发璀璨，越能吸引后人崇仰的目光。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恶之花”。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